光德法师（1915—1993）俗姓王，浙江临海人。民国四年（1915）正月，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家境殷实，家中世代信奉佛教。7岁时，罹患痼疾，久治难愈，为保全幼子，父母将他送往宁波白衣庵，拜智海法师求度。不久，光德法师父母双亡，智海法师把他送进宁波佛教孤儿院就读，其间，他的病竟不治而愈。家庭的变故，加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深深震动了他，在校就读时期，表现出强烈的勤苦精神。智海法师深为感动，于是决定寻找一位比自己更合适的师父，为他剃度，长养慧命。在13岁这年，智海法师带他到宁波观宗寺，正式礼倓虚上人披薙，上人赐号“光德”。在亲近倓虚上人的数年间，少年光德一面继续努力学习各门文化科学知识，一面受上人耳提面命，孜孜不倦地学习佛教经典义理和日常行持。倓虚上人欣喜地看到，在他的培养之下，少年光德一天天成长为一个威仪具足、学修兼长的佛门后起之秀。

民国二十一年（1932）11月，圆瑛大师于宁波天童寺开坛传授“千佛大戒”，一时海内外佛子云集，成为当时轰动佛教界及社会的一件盛事。倓虚上人也特意送他参加这次受戒，依圆瑛大师得具足戒。和光德禅师同时得戒的还有明旸、觉光等当时一批青年佛子精英，后来都成了当代佛教的砥柱人物。戒期结束后，光德禅师又被倓虚上人安排赴北京弥勒学院学习，当时正适太虚大师来学院讲学，法师得以亲炙大师讲席，佛法修为自此日新日进。

民国二十四年（1935），20岁的光德法师已经声誉渐起，受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定西法师邀请，赴东瀛京都僧尼学院留学。居留日本期间，遍访各地大大小小的寺院，对于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渊源关系，以及两国佛教徒之间绵延不绝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然而伴随民国二十六年（1937）“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暴露无遗，两国民间关系也迅速恶化。在祖国陆沉、民族危急的时刻，光德禅师再也不能平静地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他不顾日本师友的挽留，毅然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表现出了一位爱国僧人高尚的人格操守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回国后，法师历任奉化岳林寺、宁波慈济寺、阿育王寺、七塔寺等诸大丛林的监院等职。他协助圆瑛大师募集救济款，组建宁波爱国僧侣救护队，创办难民收容所，救治和收容蒙受创伤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他们提供衣食。他还积极响应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的号召，在寺院僧众和社会信徒中间进行抗日宣传，号召广大佛教徒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光德法师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行举如常，一直没有离开过寺院。各方都劝他到乡间暂避，他却置生死于度外，面对日趋紧张的战事毫无惧色。他曾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还怕什么死？如果要躲避，我何必要回国。我当如言行和经像共存亡！”表现出一位爱教者舍身殉教报国的坚定意志。

抗战胜利之后，法师在诸大寺院的监院职位上继续发挥着过人的影响力，着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修缮殿堂，完善寺务工作，为地方佛教事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短时期内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光德法师。他以百倍的信心和干劲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和推进佛教现代化的事业中。

1954年，宁波市佛教协会成立，时任宁波七塔寺监院的光德法师，因为一贯追求进步，是非分明，而备受四众推崇，当选为副会长，并且连任四届。法师在出任副会长期间，一面加强学习和自我提高，一面大力倡导寺院民主改革，革除寺院积弊，创立和推行新的寺院管理体制，指导和建立寺院内部民主、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积极推动佛教走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文革”期间，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规被肆意践踏破坏，所有宗教徒被强行剥夺了信仰自由，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中国佛教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许多高僧大德被赶出寺院，下放劳动。光德法师也一样，被赶出寺院，下放到乡间，但这段时间里，他的内心从没放弃过一个僧人的操守，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保持一份淡泊出世的高僧本色。

“文革”结束后，在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好形势下，光德法师被四众弟子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又迎请回到寺院，主持宁波佛教协会的日常工作，历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奉化县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1988年在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同年当选为奉化佛教协会会长。

1985年，70岁高龄的光德法师接受了奉化县人民政府的聘请，出任“修复奉化雪窦寺筹备委员会”主任，成为奉化雪窦寺历史上第五次被毁后，又肩负起重建任务的住持。此时，雪窦寺荒草一片，仅存一幢破旧的东厢房，一无钱、二无人、三无食宿条件，重建工作困难重重。他不顾年迈体弱，节衣缩食，在各级政府领导和十方信众的关心支持下，夜以继日，一心扑在寺院的重建工作上。为争取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关注，他不等不靠，依靠各种社会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上北京、下广东、去香港，千方百计为重建工作筹集资金。为保证工程质量，尽量节约建设资金，自己亲自监督工程，从规划、立项、设计到施工的每个环节都躬亲尽责。历经几年辛劳，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一片废墟上，先后重建了大雄宝殿、弥勒宝殿，东西厢房、方丈殿、炊房等，使雪窦寺初具规模，法轮重转。

1992年秋，正当他筹得资金准备启动新一轮重建工程时，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93年5月2日在雪窦寺安详舍报，走完了他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为雪窦寺重建奉献了最后的心力。世寿79，僧腊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