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1889—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祖籍浙江省石门县（今桐乡市），清光绪十五年（1889）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长安镇。父亲吕骏发，大师出世第二年病故。四年后生母再嫁，大师由外祖母抚养。16岁时，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随着年岁而增加，乃萌出世念头，决计到普陀出家。

是年四月初，他借故离开长安镇到普陀山去，错上了到苏州去的船，发觉后在中途平望下船，平望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想起九岁那年随外祖母朝拜过，乃到小九华寺，找到住持宁波断桥头玉皇殿的士达和尚，住了几个月，士达领着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

奘年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他极其慈爱，并为他立了一个表字叫“太虚”。后奘年和尚陪师到天童寺求戒。传戒的和尚是天童住持八指头陀寄禅。奘年和尚请寄禅写介绍信，送师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水月法师。大师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工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凤洲纲鉴》；继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福建籍的圆瑛法师，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诗，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大师18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开始学习坐香、跑香、屹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住入天童寺，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好处，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大师在《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在西方寺阅藏期间，有一位华山法师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华山是一位具有新学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有慧根，就对他讲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大师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使他由“超俗入真”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此后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传闻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大师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初，大师接受华山和栖云的劝说，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祗洹精舍”就读。读了半年，精舍因故停办。由华山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的僧教育会。月宾是湖南人，与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暂在双溪寺安住。

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大师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受他们的影响，大师也变得豪放不羁。同时，他又交了许多佛学诗文上的朋友。翌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大师迁到江西会馆避风头。４月９日，栖云被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吊黄花岗》诗，官厅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后来经过他的诗友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乃于是年夏天，平安返回上海。

宣统三年（1911）中秋节后，武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民国肇建（1912），以南京为国都。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太虚大师与同学杨仁山等，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设办事处于毗卢寺。面谒孙大总统，颇受嘉许。后拟在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４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大师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民国二年（1913）元月，寄禅法师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于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政府准予佛教总会成立，对寺产稍有保障。是年３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会中通过太虚大师为《佛教月报》总编辑。

民国初年，由于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太虚大师对佛教的前途颇感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一者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相勖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由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民国三年（1914）夏天，他自消沉中振作起来，到普陀山闭关。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民国四年（1915）10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闭关三年，本应到民国六年（1917）秋天才满期。但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是年，他２９岁，留了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已非昔年的疏放情态了。出关之后，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和尚，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能分身，荐太虚大师以替代。大师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着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两旬后回国。

出关以后，太虚大师对于自己在关中三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从而开始了他为时三十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民国七年（1918），他得到陈元白、蒋作宾、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在上海创办“觉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民国九年（1920）2月，把《觉社丛刊》季刊改为《海潮音》月刊，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间佛教。《海潮音》创刊迄今八十余年，目前仍在台湾继续。

太虚大师的弘法事业从民国七年（1918）开始，数年之间，遍历上海、杭州、武汉、北京、广州、长沙，讲席频开，法筵极盛，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对太虚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民国十一年（1922）“武昌佛学院”创立，为整顿僧伽制度作了准备。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聘太虚大师为所长，招生讲习。民国十二年（1923）暑假，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民国十三年（1924）7月，大师出席了在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民国十四年（1925）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由太虚大师任团长，率团赴日出席。民国十五年（1926）春，大师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7月，拟筹办环球佛教图书馆。8月，南游星洲，10月返国。民国十六年（1927）4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民国十七年（1928）7月，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会”，继而出国赴欧洲弘法。圆瑛法师曾参加了南京的“佛学会”，但回到上海后，即为所谓“名流居士”者所包围。民国十八年（1929）在上海另行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会址设于上海觉园。6月召开成立大会时，太虚大师已自欧美弘法回国，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中圆瑛当选为主席，太虚当选常务委员。“佛教会”成立后，太虚大师与王一亭居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陈述佛教会成立的理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3月获得内政部立案。

民国十九年（1930）春，游化闽南，在南普陀讲经，并应大众之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并入川弘法。民国二十年（1931）4月，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10月，游化开封、洛阳、西安。11月，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受蒋介石之邀，任奉化雪窦寺住持。12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民国二十四年（1935）4月，促成《佛教日报》创刊，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11月，赴香港弘法。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对华发动长达8年之久的侵略战争。8月太虚大师入川，12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迁《海潮音》杂志社至重庆。同年在重庆组织中国僧伽救护队，于空袭时出动救护伤亡。民国二十八年（1939）5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9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并任团长。12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由滇入缅。民国二十九年（1940）元月，由缅甸至印度，转锡兰。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

民国三十年（1941）2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民国三十二年（1943），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同年2月，任大雄中学董事长。民国三十三年（1944）8月，患轻度中风，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始告痊愈。民国三十四年（1945）春，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

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旦，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4月返回南京，在镇江焦山设僧才训练班，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8月，抵镇江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民国三十六年（1947）1月3日，大师回到阔别10年的雪窦寺，留三宿，不胜废兴之感，作《重归雪窦》诗云：“妙高欣已复旧观，飞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阵梦劫灰寻。”3月12日，在上海玉佛寺为震华法师行封龛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延至17日下午圆寂，享年59岁，僧腊44年。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6日，,建色身舍利塔安葬在雪窦山。

民国三十六年（1947）6月6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国民政府令，三十六年六月六日，释太虚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忧，尤堪嘉尚。落闻逝世，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哲。此令！”

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他的佛学思想虽然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但对佛学的见解，亦来自其亲身的体验。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珈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三项重点：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脉的私传产制。

二、改革：改革避世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改革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建设奉行十善规则的民俗及社会。